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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：《对于家庭教育的再思考》
演讲嘉宾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
大家好！我今天标注了两个身份：一个是辍学男孩泱泱的妈妈，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
首先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儿子的辍学经历。他是在2015年，初中二年级放完十一假期之后，就开始频繁请假的。在此之前，他上小学只请过一天假。我完全没想到他是因为不想上学了而请假，他也始终没有正面表达过“我不上学”，但是他曾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，之后去上两天课，就又回家不愿去了。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，从2015年10月一直到2016年的6月，这是我后来复盘才意识到的。
那个时候他辍学了，我十五岁的独生子，一个北大教授的独生子，辍学了。
2016年之后，我还尝试过各种办法把他送回到学校。这些努力，可能很多家庭也都做过。我曾有一个去美国教书的机会，就把他带到美国去上高中；我还把他送到过一个大专的预科。但是所有这些努力，最终也宣告失败。
到了2021年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：他可以不上学，可以没有文凭，可以不回到学校去，不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。至今他有两张文凭，一个是小学毕业证，另一个是初中毕业证。他可以没有任何一张高中以上的文凭，但我对他有要求，包括他必须努力学习。
到了2024年的时候，我和泱泱决定要把我们的故事分享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公开分享的时间线：
2024年9月1日，网易新闻“网易文化”发布短视频：《赵冬梅：我儿子初中辍学了，我支持他》
2024年12月26日，“新世相”发布公号文章：《我妈是北大教授，我初中都没上完》
2025年7月24日，“一席少年”发布我的演讲：《我的儿子跟学校八字不合》，发布的主题是《上一次我来一席的身份是北大教授，这次是一位辍学孩子的妈妈》
2025年9月5日，“三联生活周刊”公号发布采访：《北大教授vs初中辍学妈妈：我终于接受“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成长”》
2025年10月18日，脱不花、泱泱和我的“长谈”在“得到”上线：《那些不肯“齐步走”的人，后来怎么样了?》
按照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，所有孩子都要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，然后他应当上高中，或者说我们家长希望孩子尽可能上高中。那进了大学之后呢，又开始要求他必须考硕士。我的学生告诉我说，在北京市想要进中学教书，甚至想要进小学也需要有硕士文凭。如果要进大学教书或者外地的想要留京，可能还需要取得博士学位。这种路径，其实就是“齐步走”：所有的人按照整齐划一的步伐，在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。
而泱泱呢，是一个不愿意“齐步走”的孩子，他就从“齐步走”的队伍里头挣脱出来了。这些不肯“齐步走”的孩子，后来怎么样了？他就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。因此，我跟脱不花商量，把题目起成：《那些不肯“齐步走”的孩子，后来怎么样了？》。
泱泱走出来了，他是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，他找到了他此生愿意做的事情，成为了一名摄影师。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拍摄发表了第一部纪录长片。
所有这些对公众分享的经历，其实都是我们母子共同商定的，但背后其实是有压力的。
不久前，我去上海开会，遇到一个学生，他如今是复旦大学的教授。我们聊天到最后，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：“赵老师，你跟泱泱那个事情不要再讲了，因为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可能会伤害到你们。”他说的是对的，从头到尾，这件事情讲出来都是有压力的。
在7月21日一席的演讲正式上线之前，我写了一个挺长的免责声明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：
这并非是一个母亲主动的选择，她摊上了“跟学校八字不合”的小孩，没有暴怒放弃，而是选择耐心接纳，帮助孩子建立自我，以他自己的方式跟社会建立有效连接。
“成绩不好的小孩”也可以有明天，对吧？
的确，母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对孩子起了正面作用。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教书，让她对学习成绩“祛魅”，有能力区分“学术的”与“人生的”。周围高认知人群的包容，也帮助这对母子度过了最深的黑暗，她们永远充满感激。
我们要谈论的是，在现有条件下，面对出了问题的孩子，如何接纳。至于其他，实在并非“这一个”个案可以承担。混为一谈等于一个不认。
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情感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出来？
因为我和泱泱，我们这一对母子，希望通过公开谈论，消除那些目前在学校教育中“落后”或“辍学”带给父母和孩子们的耻感。我们希望安慰、帮助并鼓励到这些家庭。
因为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，它就是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它可能在任何一个班里都存在，甚至包括那些已经上了最好大学的学生，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没有掉队而已。但是究竟他们遭遇了什么？所处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？我想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所有的父母，我们其实都知道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敢谈论它。
我在一席演讲的开端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来安慰你们大家的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被安慰到，它会发生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孩子的错。”我确实经历过最深的黑暗，也希望能鼓励到大家。伤心、愧疚、悲哀、恐惧、绝望……所有这些词汇总起来就是：“为什么是我，我哪里做错了？”
首先是，泱泱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他掉队了，就不能取得大学文凭，他将来可怎么生活，他会不会饿死？这些问题我都想过。我充满恐惧，不知道我和儿子会不会被社会歧视。我其实倒不太怕，因为我好歹也是北大教授，但是我儿子会不会因为我是北大教授这件事情，受到加倍的歧视？
我曾经感到恐惧和绝望。明明不用坐班，我却每天都会去学校上班，在儿子把他自己关在屋子里的时候，我依然会每天去上班。有一天早晨，我没听到他的动静就走了。第二天下午下班回到小区的时候，我想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小区的楼底下会不会围着一堆人，他是不是跳下来了。
泱泱在脱不花的长谈当中，说他曾经坐在窗台上。我们家是九层，如果真的一使劲儿，我就没有这个孩子了。我曾恐惧过，但是还好，我的儿子也有恐惧和牵挂，他从小是一个被深爱的孩子。我父亲的原话是说，看孩子要不错眼珠地盯着他。我母亲和我父亲，还包括我前夫，都是极爱这个孩子的。他知道我们爱他，他还有很多的爱好，因为爱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最终没有跳下去。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深的黑暗。
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是，这个可怜的母亲，她是怎么走出来的？
当我开始愤怒的时候，我就接近于走出来了，我不再愧疚，觉得我和泱泱没做错什么。既然我们没错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于是我开始思考。愤怒，它证明我摆脱了愧疚。
而开始思考和自省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接近于得到解决。在愤怒之中，我思考了三个问题，我把它称为“泱娘三问”——其实是泱泱妈妈的三问。
第一问：为什么这个孩子所有的美德，你们都看不见？
我之前演讲用了很多儿子小时候的照片，多好看的孩子啊！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总忍不住不停地说：“泱泱你多好看啊。”然后我的儿子常常会说：“所有的妈妈，看自己的小孩都是最好看的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我的儿子还是最好看的。”这个孩子不仅仅好看，而且勤快，他有非常强的动手能力。在这个动手能力的背后，是他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，以及解决问题的愿心。
他善于学习，也善于合作。我曾和同学们一起为孩子们组织冬令营。他在出发之前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们这个冬令营的小朋友的年龄结构是什么样的？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问？”他说：“我想知道我在这其中究竟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”他知道关心别人。这个冬令营要搬一次家，从厦门搬到鼓浪屿岛上。我拉着自己的箱子，回头看见一个女同学的儿子拖着两只箱子，而他妈妈悠哉悠哉地走在前面。这孩子比我儿子还小，于是我抱怨：“你看弟弟都帮她妈妈拉箱子，你为什么不管我？”然后他回答说：“妈妈，我要照顾更小的同学。”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而且他还有非常强的能力，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，初中一年级就能够独立负责打光和调音工作。
但在学校的整个评价体系里边，这些都不算。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素质教育，孩子身上这么多的闪光点却都看不见，那你们在乎的学习，他真的差吗？他在上小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东西，学校里拼音只教了一周就完了。这个孩子慢慢从开始的70多分，考到了89分了。我给老师打电话说：“嘿，我儿子真棒，已经考到了89分。”那个老师跟我说什么，他说：“我们班低于90分的，就两个。”这个孩子所有的美德在学校里边都不被看见。
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但是我记日记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快疯了。有些事我可以去跟另外一个人说，但是有的事情很难说，所以我写日记。
《泱娘日记》2016年2月21日：
要开学了。泱泱返校，我随至北大备课。
晚上泱坐在沙发上打电话指导同学买短卡（短卡是一种四驱的赛车）。他思路清晰，数据明白，权威极了，这是他爱的，便学得这样好。如果中学有短卡课，泱必定是第一。
为什么有些知识就是优先的、独占的，而另外一些则是边缘甚至污名的呢？（这是一个可怜的妈妈，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历史学者的思考。）我在想，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是一个例子。知识、思想、方法的独占化，最终堵死的，是创新之路。泱，希望你也能到罗马。
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为什么大家喊着“一二一”，不允许其他的人去走别的路呢？以上是我的第一问，其实在刚才我所引的日记里头，就已经开始了。
第二问：都说时间就是生命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以这种方式消耗？
这个时候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我真心觉得这就是历史学。我观察到，很多有成就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，他们过了35岁，到40岁左右都开始喜欢历史，不管他原来是学什么的。我理解为，是因为他自己有历史了，他需要思考自己的来路以及即将到哪里去。所以历史学其实从本质上来讲，是一种反思性的学问。我们通过对过去记忆的整理和反思，认清当下的处境，以及思考怎样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
在这个时候，泱泱的妈妈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赵冬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的时间要以这种方式度过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我首先要想的是，我们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以这种方式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呢？
这个时间其实很短，中国现代学制的颁布，到今年应该是121年。那在此之前，从隋朝开始，通常认为是从隋朝开始有了科举制度，但科举所涉及的人群比我们的现代教育制度要少得多。所以我们目前的这种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培养下一代的方式，它不是从古就有的，而是非常短暂的。因此它也就谈不上天经地义。
我仍然引用我2019年的日记，这个时候他是在美国寄宿家庭。我本来申请了在美国待一年，但因为我有四个学生毕业，所以半年就回来了。我以为他已经适应，因为半年之中，他本来不好的英文能及格，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以为我可以把他留那儿，但我走了之后，情况又恶化了，这时候我在北京。
《泱娘日记》2019年3月7日：
无比消耗的一天。泱又未上学，阿姨要带他去看病，泱拒绝。这让我意识到：
第一，我对泱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，我应该做到无条件，包括允许他胆怯、消沉。（我们不能仅仅是因为孩子漂亮、可爱、考一百分的时候，你才爱他。你不能跟他说，爸爸妈妈一直都是爱你的，但是却很少能让他感受到被爱。我在检讨我自己。）
第二，我还是顾虑别人太多了。 我是担心阿姨的感受才做此决定。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感受，但是我必须允许泱不愿意（因为他是孩子）。
第三，泱是一个善良且具备了一定生存能力的好孩子，如果他不愿意在功课上努力，上好大学，那么，由着他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吧。
在2019年我已经开始思考，教育制度不是天经地义的，既然并非古而有之，那么也不必是天经地义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已经在松动，我在思考，我可以允许他不接受系统的教育。
第三问：作为母亲，我究竟在做什么？
“爱孩子，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，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。”这句话常常被人传颂。大概所有搞教育的人都听过，所有的家长也都被告知过。
但是我以为，我们今天的父母之爱，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不如母鸡之爱。因为母鸡之爱子是出于本能，而一部分人类之爱子正在逐渐背离本能——你忽略他是个人，是一个生活中的扎扎实实的人。你告诉他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你口口声声宣称你有多爱他，多么无条件地接纳他，但只要老师打一个电话，你就会把满腔怨气转嫁到他头上。你会堵着他的门说，你怎么这样，我为你都砸锅卖铁了。
“砸锅卖铁”是我父母那一代常说的，我们这一代大概率是不需要砸锅卖铁，但是会说，爸爸妈妈为了你，比如说为了上好学校拜托人种种，我们为你花费了这么多，你却……你对不起我!
那我做过什么呢？其实从他上小学到他后来不好好上学，我做的所有努力都是把他推出去，把他推给外部世界。我希望他能够寻求到体制性的外在承认。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北大的教授、北大毕业生，那我们所有北大毕业的就一定比其他学校毕业的更幸福、更成功吗？什么是成功？明明我知道这些，但我还是努力地推他，把他推回学校去，把他按在那个椅子上，希望他能够按部就班地走大路。我和体制站在一起，压迫这个“不肯齐步走”的小孩。而这个小孩，因为他是我生的、我养的，他从内心深处爱我，他愿意为我做出努力做出牺牲，他一直在委屈他自己。
而我因为他未达到外部目标，一直对他不满意，我的不满意又加深他的愧疚。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孩就在愧疚的恶性循环当中，不断地徘徊，压力越来越大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关上了他的门；直到有一天，他坐在了窗台上往下看。
这确实是我的错。其实我觉得，亲子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。我们大人往往是按照外界的要求，不敢抵抗外部世界。同时我们也觉得走大路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大家都走啊，至于最后怎么样，我们其实是不管的。如果离开了这条路到哪里去？我们是不知道的，我们就会感到心慌感到恐惧。所以为了避免心慌和恐惧，我们就去压迫孩子。在孩子面前，凭借这种权力关系，我们确实是可以做到为所欲为的。但“为所欲为”易，“心想事成”难。
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像自然界中的植物一样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喜欢开大朵的重瓣花朵，三四十岁以后开始喜欢单瓣儿的花，进入五十岁以后我喜欢所有的花和树。
在冬天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观察北方的树。你以为没有叶子，它就萧瑟了，其实真不是。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去看看，看完了秋叶，你还要抬头看树，不仅可以治疗颈椎病，你还可以看到树的形态：褪去了叶子之后，树的姿态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所有的树，不管是高还是矮，只要人类没有恶意修剪它，它一定都是舒展的。它的枝叶会主动寻找阳光，它的根系去寻找水源，这就是生命的本能。我们每个孩子也都有这个本能，如果没有外界的恶意或者非恶意的干预，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是能够长好的。
至于长成什么样——是栋梁，是能够开出重瓣的牡丹来，还是一朵梅花，还是一朵杏花，哪怕就是一个紫花地丁，或者就是鸭跖草那么小小的一点，甚至是更小的点地梅、苔花……而且苔花不是学牡丹才开的，苔花是自在而开。虽然我们大人想要心想事成，觉得可以为所欲为，但是孩子自带命运的，你的干扰会使得他到不了他本来可以抵达的地方。
我在清华连续开了四年课，曾做过一个小的调查，因为样本数量很小，所以未必完全科学。我在这个调查中发现，这些能考上清华的孩子，有很多人是初中，甚至高中才“觉悟”的。他们有的初中还在打游戏，然后被妈妈抓回来，最后也能考上清华。所以考上清华、北大的孩子的父母，不要以为那全是你努力的结果。
生活必须继续。在经历了这三问之后，我彻底想明白了。
2021年，我跟泱泱说，我对于你上不上大学这件事儿没有执念。但是我有要求你要自食其力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而且要做一个自洽的人。如今有了AI，我们能更快地获取不同领域的知识，而且还可以深入探讨。这可能比请教一个业内专家还要快，因为你总不好意思追着人家没完没了。但是向AI提问的能力，你是要靠自己学习。哪怕在AI到来之前，网络上有很多知识向我们开放，但是很多人拿着手机只是在刷一些非常没有营养的东西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跟泱泱约定：你可以不上学，但是你要努力学习。而且我们希望你做的是“为己之学”，就是一个自我建设的学问。现代教育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受的都是 “为他之学”。我们的所有学习都是向外的，我们满足外部的要求，努力征服外部世界，取得外部世界的认可。我们希望打败同班同学，比如说考第一。
我曾是一个很不像话的人，现在想想，我高三的时候真是个笑话。当时我会计算自己能拉第二名多少分，如果拉的不是那么多，我就会觉得这次没考好。这种学霸作为父母，他们的同理心往往特别差。因为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，他不断被体制肯定，他跟体制之间有着高度的配合。我的不幸和幸运就在于，我得到了一个跟学校体制“八字不合”的孩子。幸好作为学霸，我是有思考能力的，所以我走出来了。
我们的教育整体上都是向外的，而中国传统的君子之学是为己的，就是自我建设之学。我希望泱泱做自我建设之学，他要做到自食其力，同时他还必须要做到自洽。他要尊重他自己，并且在尊重他自己的基础之上，尊重他遇到的每一个人。
我还跟泱泱说过一句话，我说妈妈是个特别挑剔的人，我对文字挑剔，我对人也很挑剔。我之所以对你有这些要求，是因为我生怕有一天，你变成了一个我不能喜欢的人。
还好我很幸运，泱泱也很幸运，到今天为止，泱泱即将24岁，他是一个我喜欢的人，他成为了一个纪录片摄影师，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就是在4月29日，他和赛车手老吴、老吴的太太Minda一块儿参加了派克峰爬山赛。6月22日，老吴成为第一个登上派克峰的中国大陆车手，而泱泱用摄像机全程记录了参赛过程，并且泱泱会修车，他担任了机械师。
10月12日，他的第一支长篇摄影纪录片在B站、微博“摄影狗亨利”上线，这是他作为摄影师给自己起的名号。
作为妈妈，我当然是转了一遍又一遍，我很高兴，我们走出来了。
那些仍然在迷茫中的父母亲和孩子，我相信你们也可以走出困境。在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之前，请让我们一起，保护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。
谢谢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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